文学艺术《论语·泰伯》曰：“焕乎，其有文章。”沈岳焕于是取表字“崇文”，后又自改为“从文”。提及这改名一事，自然离不开沈从文一段军旅生涯。
沈从文出身在一个军人世家。或许是血液中流淌着尚武的基因，或许真如他母亲所说，在一个规矩极严的地方有人管一管，即使有从训练的天桥上掉下的危险，总比无人照料，到那些空山里从高崖上摔下来好些。因此，沈从文在1916年，即转入高小那年，进入地方上一个军役补习班，接受了长达8个月的预备役军训，并在1917年7月的一个早上，离开了家乡，转正军旅。
沈从文说：“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，当兵不是耻辱。多久以来，文人只出了个翰林即熊希龄，两个进士，四个拔贡。至于武人，随同曾国荃打入南京城的就出了四名提督军门；后来从日本士官学校出来的朱湘溪，还作蔡锷的参谋长；出身保定军官团的，且有一大堆，在湘西十三县似占第一位。本地的光荣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流血博来的。谁都希望当兵，因为这是年轻人的一条出路，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。”既有如此从军传统习俗，又有着当将军的梦想，年近14岁的沈从文便从辰州开始，在沅水流域湘军部队，以司书、书记（俗话说的师爷）身份从事写写命令、发发布告之类的抄写之事，过起了流荡生活。
梦想是丰满的，现实却很骨感。说是从军，其实沈从文所在的部队就是一支以军官为名、土匪为实的土军阀，清乡剿匪就是不以为意的杀戮。两天路程中，部队死去两人，却要杀那地方人将近两千，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。有许多他的同事同乡，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烟土鸦片熏透，瘦得如一只只“烟腊狗”一样，终日瘫在床铺上，还时时撺掇他吸两口。这种无数次的残暴虐杀和麻木不仁，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成为他后来书写湘西传奇的素材。
次年，这支部队瓦解，沈从文回家待了四个月。为了生存，沈从文第二次从军，驻守保靖。在保靖驻防川东龙潭时，对岸的川军驻地正囚禁着一个出名的美娇女匪首夭妹，年轻军官全为她发疯。与沈从文毗邻而居的上尉刘云亭，原是落草为寇的山大王，一天夜探夭妹，谈得投机，便在狱中作了一回夫妻。不料第二天夭妹被川军砍了头，究其原因竟是前晚两人被看守发现，触犯川军众怒，差一点动起手来，只因刘云亭的强悍才得以脱身。不久，他又与一个洗衣妇暗中相好，想要讨做姨太太，并声言司令官若不许，便要请长假回家，拉起队伍干老把戏，结果被司令官枪毙了。而这司令官，三年后被一个姓田的部属客客气气请去吃酒，当欢迎的喇叭还未吹毕，就被机关枪打死了。刺杀他的部属田旅长，也很凑巧，一年后被另一个部队长官，同样用请客方法，在文庙前面夹道中刺死。这些时时刻刻发生的“新鲜景色”，喂养着沈从文的灵魂，使 他“明白用人生为题材的各样变故里，所发生的景象，如何离奇如何眩目”。
20世纪20年代初，“湘西王”陈渠珍在保靖建起了湘西巡防军统领部，推行湘西自治，奖励农耕，兴办实业，大办教育，振军兴武。在这种崭新的气象下，沈从文遇到了受“五四运动”影响的印刷工，从此不再看《花间集》，不再写《曹娥碑》，却欢喜看《新潮》《改造》了。受新书刊的影响，年仅20岁的沈从文萌发了出去走走看看，寻求别样人生的念头。他沉沉闷闷地躺在床上，痴痴呆呆想了整四天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“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，多见几个新鲜日头，多过几个新鲜的桥，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，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，似乎应当有意思些。”
沈从文是幸运的，当他把自己的这点意见怯怯地向上司说及，没想到上司尽他拿了3个月薪水，还给了他鼓励。就这样，沈从文从湖南到汉口，从汉口到郑州，从郑州转徐州，从徐州又转天津，19天后，提了一卷行李，出现在北京前门车站。他呆头呆脑地在车站广场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被一辆运货排车拖进了西河沿一家小客店。此时应是1922年岁末，沈从文弃武从文。（李希军）